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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农听完这话之后，就感觉自己脑海当中嗡的一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有什么话完全可以问眼前的这个家伙，不用自己在这里暗自猜测，至少对于他来说，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比其他人要好很多，至少在眼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完全可以问眼前的先知到底是怎么回事，毕竟这个家伙就是未来，自己现在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大部分也是都经历过的，虽然有些细节会有些出入。
“你的意思是说叶轻尘没死？”
“那家伙的命可大着呢，到未来那个时代仍然好好的活着，如果不是这个家伙的努力，说不定曙光组还真的会破灭了呢，不过正是因为有这个家伙的存在，所以这个组织才可以延续下去，按理说我们曙光组的所有人都应该感谢他......”
江农听到这些话之后也是听不下去其他人说的话，他不知道这个时候叶轻尘此时的真身也是离开了这个战场。
原来曙光组早早就掌握了克隆技术，但是因为克隆技术很早之前，就已经被曙光组的高层一致认为，是一项非常可怕的技术，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的技术也是一直被封存起来的，但是对于叶轻尘来说，在这个关头这样的技术也是必须利用起来，而且早早在参与这场战争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觉悟，这一次一定有被封存的技术拿出来使用，所以像克隆技术这种的。
想想在这个时候也是顾不上去反对什么了，利用克隆技术制造出来了一副自己假的身体，这个家伙拥有自己的意识也拥有自己的一切，但是对于他来说这样的技术确实很难使用。
因为除了在关键的时刻，拿这个家伙当个垫背之外，他也是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
直到在这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才知道这个克隆技术到底有多么的重要，至少这一次他的重伤之躯，已经无法来参加这场战斗了，即便叶轻尘特别的是想参加战斗，但是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再一次上战场了。
要不然的话会给他的身体带来相当可怕的后遗症，其实死亡倒是不可怕，他最害怕的就是耽搁自己兄弟们的行程，尤其在这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当中，如果自己不能帮上什么忙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是拖累了整个战场。
如果要让别人照顾他的话，叶轻尘当然是在心里1万个不愿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自然是要非常的小心翼翼，一定要想一个万全之策，既能出上一份力气，又不让自己成为别人拖后腿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拿出压箱底的克隆机器人，叶轻尘喜欢把这个东西叫做机器人，因为他知道克隆机器人对于自己来说这个称呼显得更加的合适，他可不希望用克隆人这样的称呼来称呼眼前这个像自己的家伙。
至少对于他来说，眼前的这个家伙更像是一个精密的机器人，叶轻尘当时在制造出来这个家伙的时候就在想，也许人类就是一种非常精密的机器人呢，只不过对于这个自然来说，我们只不过是一种用血肉制造出来的高级机器人罢了。
但是这个克隆机器人相对于人类而言要更加的精密，甚至就像是一个重新被制造出来的武器一样，因为这个家伙很有可能反叛他的原主人。
因为对于眼前的这个家伙来说，他本来就是自己本来就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意识，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更是会有同样的想法，如果你能造出一个飞机大炮来的话，眼前的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能同样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想要让正常的局势变得有优势，只能让一个完全复制出来的自己来，真正的站在战场上，真正让眼前的这个家伙代替自己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是他实在是有些恐慌。
在犹豫了很长时间之后他都不知道该怎样抉择，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技术很容易放出去之后，就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隐患，因为他无法控制眼前这个家伙的任何行为。
因为不像是控制机器人那样，完全是1对1的传感，再控制一个相当精密的克隆机器人，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任何人想被控制，尤其是另一个聪敏的自己。
叶轻尘现在不想被任何人控制，但是他也知道眼前的这个克隆机器人，更是不想被任何人控制，这就会导致到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他们两个人自相残杀，这种情况是最坏的结果，
站在人类基因的立场上，我们使用机器人这个词来描述人类时，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必然缺乏复杂性或没有智能。
恰恰人类是地球上最复杂的载体，拥有灵活的智能，他们这种心智设计对于环境改变极为敏感。
这种灵活的智能允许人类这种生存机器逃脱基因的要求，这种方式在其他动物那里从未有过。为了理解人类怎样才能反抗基因的独裁，我们必须使用另外一套隐喻，即所谓的火星探测器类比，很多进化心理学家使用过这个术语。
比如曙光组的科学家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当控制一个仪器（比如模型飞机）时，控制范围仅仅受到装备功率的限制。
但是当距离增大时，光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里举一个例子。美洲宇航局（MASA）负责火星探测者运载车的工程师知道。
在一定距离外，从地球上直接控制运载车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信号来回需要的时间大于采取适当行动的时间……因此地球上的控制者鞭长莫及，不能继续操纵它们，它们只能自己控制自己”。
美洲宇航局的工程师必须转变他们的控制方式，从“强约束”的直接控制（就像在控制模型飞机案例中的情形一样）转变为“弱约束”的间接控制。
在弱约束的情况下，载体不再被给予一个即时的、如何行动的指令，而是被给予一个更灵活的智能类型，加上一些通用目标。
当基因建立大脑时，跟施加控制的类型颇为相似：“基因常常为所欲为，不过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更快速的执行计算机之后，它们就没法这样做了……就像国际象棋的程序一样，基因为了‘指导’它们的生存机器，必须采取宽泛的策略和巧妙的技巧，而不再是面面俱到……这种编程的优点是，它大大减少了细节性规则，而这些原本都要内置在原始程序中”。
人类的大脑代表：朝向生存机器解放的进化趋势的高潮，这里的生存机器是它们最终主人基因的决策执行者。
通过左右生存机器和它们神经系统建立的方式，基因对行为施加了终极控制。但是，那种即时反馈的接着要做什么的决策被神经系统承担了。
基因是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而大脑是执行官。然而，大脑变得越来越发达，通过玩弄学习和模仿这样的伎俩，它们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甚至能自行制定实际的政策。
这一趋势的逻辑结果——目前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物种中出现——将是这样的情形，基因最后给生存机器一个整体的政策指导：为了让我们活着，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
弱约束控制，额外建立在强约束的遗传控制机制上，这是一种更早内置在大脑中的进化适应器。
两者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弱约束机制没有取代强约束机制。
可以说不同的大脑控制类型进化而来，并没有取代早期的控制模式，而是在它们那一层之上又加了自己这一层。
当然，后者也可能导致早期结构的改动。不同的大脑系统给基因目标编码时，直接程度不同。
在人类中，所有形式的大脑控制通常同时运作，这就有了认知协作的需要，因为不同程序之间可能存在认知冲突。
机器人叛乱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冲突，实现个体的最广泛利益，这些都是心理学家开发出来，用以评估哪种类型的控制系统说了算的工具。
对现在的讨论来说，人类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是自然选择的创造物，进化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灵活的系统，这个系统具有道金斯暗示的终极的弱约束目标“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
然而有趣的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动物，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要问：最好的选择，这是对谁而言？
当叶轻尘打破这一切疑虑之后，打开了自己的克隆机器人，这个家伙在看到自己第一眼的时候，眼神当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就说叶轻尘已经有些后悔了，他无法去揣测眼前的这个家伙。
想想在这一瞬间就知道自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解释一下，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解释一下如何让眼前的这个家伙知道自己是一个克隆人，两个人虽然知道那边都在作战，但是在这个时候却不得不讨论起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
想一想蜜蜂，作为一种动物，它通常被描述为具有典型的所谓达尔文式心智。
蜜蜂拥有特殊目标结构。标记为A的区域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复制子跟载体目标一致。
在这个区域中，很多目标同时并行不悖地服务于复制子，在蜂巢里，蜜蜂拥有促进复制的功能的利益，以及作为一个连贯有机体的蜜蜂的利益。
当然A代表的精确区域不过是一个猜测而已。要点在于存在一个非零区域B，这里的一整套目标仅仅服务于复制子的利益，而跟整个载体的利益对立。
要是通过牺牲自己帮助其他个体，能为基因的传递带来更大的好处，一只蜜蜂就可能牺牲作为载体的自身。
比如蜜蜂可能为了保护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蜂后，跟外来入侵者殊死搏斗，失去蜂刺而死。
有时基因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载体。理解这一情形的寓意，将对我们理解人类的困境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具有多重心智的物种。这是因为人脑的某些部分执行的是弱约束目标。
所谓的达尔文式生物体，比如一只蜜蜂的目标结构。这些区域指出，载体和基因的“利益”在有些地方重合，有些地方不重合。
蜜蜂的所有目标都是简单而纯粹的基因目标。在它们中，其中一些跟作为载体的蜜蜂的利益相一致，而另一些则不一致，但蜜蜂不知道这一点，也很难说它们在乎。
谈到基因，基因目标跟载体目标有多大的重叠不是很重要，问题在于蜜蜂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对基因利益和相关的载体利益做出区分。
当然说到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基因利益跟载体利益具有分离的可能性。对于作为载体、拥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人类来说，这种可能性影响深远。
对于人类而言，把基因利益跟载体利益混为一谈，事实上就是把人看成蜜蜂。
可有时候在进化心理学文献中，不少学者就是这么做的。它其实排除了这么一种可能性，即人类能意识到载体跟复制子之间的目标冲突，还能想办法来协调相互矛盾的心理输出。
然而意识到这些潜在的目标冲突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理解这里谈到的复制子和载体的逻辑，以及它们的含义。
对很多人来说，复制子的目标可能跟载体的福祉相冲突，这是一个违反直觉的观点。
的确他们早已习惯这样的观点：进化的运作是为了有机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复制子的利益。复制子跟载体具有不同的含义，理解这种不同有困难。
这一点，在先知说的一个故事中得到了揭示。他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接受了一个大学生研究项目的申请。这个大学生是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不相信自然选择的进化，只想研究自然界中的适应器。
他认为适应器来自上帝的设计，而且他只想研究上帝已经制造出来的适应器。但是先知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立场寸步难行。
那个学生陷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中难以自拔：“上帝发明适应器，谁是受益者？”，鲑鱼适应竭尽全力游回它们的产卵地然后死去的方式。
要是我们认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即对于大多数活着的生物体来说，活着而不是死去能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那么，鲑鱼的这种行为显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
要是不掺和耗尽心力的产卵洄游之旅，鲑鱼会活得更久。不过这种行为的确是服务于鲑鱼基因的繁殖利益。
上帝设计这些适应器，是为了活生生的有机体，还是为了它们的基因？生物学的事实很明显，看起来上帝站在后者那一边。
就像先知接着指出的那样，那个学生的争辩完全忽略了令人尴尬的要点，“在生命的层级中，对一个实体有利对另一个就有害，而创世论没理由让我们假定，一种实体的福祉将比另一种得到优先考虑……他或许设计了它们以便对单个的动物有利，无论是它的生存，或者另外的东西，比如它的整体适应性，对物种有利，对其他比如人造物有利，这也是通常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对‘自然的平衡’有利，或对其他的莫测高深的、或许只有自己知道的目标有利。这些都是经常提及的跟进化观点不相容的选项”
当生物学继续寻找适应器服务的目标时，答案最终被找到：它是一种活跃的种系复制子——基因。
因此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恰恰支持一种真正古怪的宗教立场。这种立场认为，上帝的恩泽，以他设计的生物适应器的形式并非指向人类或其他任何物种，而是指向微小的、在细胞内复制的大分子。
“为什么是人类？”眼前的克隆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叶轻尘自然知道，这个家伙是想问为什么自然选择了人类。
叶轻尘现在知道令人懊恼的是，这个答案来自生物学：人类是生存机器，善于帮助他们自身的基因复制，因此相互合作构造人体的基因才生存得相当惬意。
而且现在，我们拥有了理解那个无比重要的洞见所需的语言：这是一个令人眩晕的见解。
毫无疑问它是机器人叛乱的第一步，作为载体的人类，破天荒地意识到一个惊人事实：要是符合自身的利益，基因将总是牺牲载体。人类独一无二，他们有能力面对这种令人震惊的事实。而且他们还会借此激励自己，设计出一套独特的认知变革方案。
在听完所有的话之后，这个克隆人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转头看向了眼前的叶轻尘，似乎是想将这个家伙的一切给记下，然后就是转身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