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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仲穆
乔国桢同志是陕北佳县人。1924年他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因反对保守教员的谬论,被开除学籍。后经组织送往河南开封国民军二军胡景翼所办的学生队学习,队长为刘天章同志(共产党员)。
1926年乔国桢同志又被组织送往广东,在毛泽东同志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他回到陕西,到三原北乡武字区做农民运动工作,很受农民的欢迎。尤其是当国民一军发行的军用流通券将要停止使用时,国桢同志连夜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将武字区农民所有的流通券送到当时的三原县政府,为农民抵交粮款,使农民未受一点损失。因此农民对国桢同志更是感激爱戴,服从他的领导,反对土豪劣绅。土豪劣绅都恨他入骨,勾结反动军阀,将国桢同志逮捕,押于三原县政府。经全区农民联名写保状,连开明地主也参加营救(可见国桢同志当时统战工作也做得很好),他出狱后即从事地下工作。
据国桢同志说,他曾在开滦煤矿做工运(具体时间记不清),顶替矿工名字,深下煤井,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领导矿工和资本家作斗争。为了增加工资,他领导工人进行罢工。反动政府派军警将工人代表逮捕,其中就有国桢同志,化名焦复生。
国桢同志在北平被捕后,被关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在那儿发现他肺病很重。看守长怕乔国桢病死看守所,给他增加麻烦,随即报告法官,准予取保释放。释放后,组织立即帮助他到北平协和医院去治疗,该院也认为他肺病到了第三期,无法医治,劝他迅速回家。这是1932年的情况。
国桢同志觉得自己为了革命,出死入生和敌人做斗争,并不怕死;现在要因肺病回家等死,未免太没价值;因此要坚决和疾病做斗争。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卧床静养。
那时我也因肺病在北平西山疗养,由同志介绍国桢同志和我同处养病。养了一年,他的胃口好,能吃饭,体重恢复很快;1933年8月,再往协和医院复查时,该院医师很是惊讶地说:“我以为你不能再来了,你竟又来啦,真奇怪!你的病很重,肺上有空洞,既然体重恢复很快,这病还有法治。”当即叫国桢同志用X光照影像检查,但须交硬币伍元。国桢同志说:“穷,交不起。”该院医师觉得他的病情奇特,为了研究,准他免费照影像。但须参加轻微的劳动,以抵偿照影像费。
国桢同志照影像后,据说病情虽仍严重,但可将肋骨割去几条,使胸腔肌肉凹下,将有病的肺叶压缩,可以渐好。但该院当时没有医师能做这种手术,国桢同志经组织介绍去上海治疗。上海某医院又介绍他到浏河疗养院暂养。据国桢同志说,当时在该院疗养的还有一位红军师长,被叛徒告密陷害。当那位红军师长被捕离开病房时,曾向他行一注目礼,表示他虽被捕,但决不屈服,希望其他同志继续努力。特务们走后,疗养院有一位工作人员就来告诉国桢同志说:“特务们来捕那位红军师长时,曾说疗养院还有一位共产党员养病,是北方人。”但疗养院因没有特务们所问的人的姓名,便搪塞过去了;可是北方人全院只国桢同志一人,恐特务二次再来,对国桢同志不利,叫国桢同志赶快离院。疗养院不但未向他要住院费,而且还给了他几元路费。他立即离院步行90多里到了上海,找朋友借了些路费又来到北平。据他分析给他透露消息的人,可能是地下工作者。
1935年我们又在北平西山赁了两间小房同处养病。我受国桢同志革命精神鼓舞很大。有一次闲谈,我说:“像我们这样多病的人能多活十年八年就很好了。”他说:“我们要活就活下去,要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只活十年八年,那我就不养病了,不如照常参加革命工作。”我说:“中国革命什么时候能胜利?”他说:“中国革命非常艰苦。胜利的确切时间虽不能臆断,但二三十年后一定能胜利。”
有一次谈到一位叛徒杨朴(又名杨玉峰),他和国桢同志自小同乡同学,曾结为异姓兄弟。我和国桢同志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的把兄弟现在要接济你养病,你是否接受?”国桢同志很郑重地说:“绝不能接受他的钱,如果接受他的钱,就更不如他了。”可见国桢同志党性很强,对于敌我界限分得很清,决不会因私人感情损伤阶级立场。
1935年有人在国民党军二十五师陷害军委朱少侯同志(陕北镇川堡人),朱同志脱险后,特务根据叛徒的告密,往北平大学学生高家琪处搜查朱少侯同志,发现国桢同志寄高家琪一明信片。特务便根据这一线索,将国桢同志和我逮捕。当时因我们都在床上躺着静养,不能走路,被押于巡捕厅,还须[要]人照顾,遂又被送回原养病处,并派两位巡捕监视。国桢同志乘巡捕不注意时,和我商量脱险办法。他说:“我有组织关系,如不逃跑,特务决不罢休。我一跑,你没有组织关系,这官司就好打了。”我当即同意国桢同志先脱险,并给了他五元硬币作路费。他晚间乘巡捕酣睡后,由窗口跳出脱险。特务第二天来对我大发脾气,以为我叫人将国桢同志接走,当即将我送往北平高等法院看守所。
七七事变以后,我回到西安才和国桢同志见面,他的病还没有好,须动手术,但国内已不可能。遂由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延安,由延安送到疆域,计划出国往苏国治病。不料日后回国到疆域后,盛世才叛变,国桢同志和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遇难。
听说国桢同志被押后身体消瘦,营养不足,难友们都把自己仅领到的一点羊尾巴油节省下来,给国桢同志补充,但他坚决不肯接受。他觉得自己的病是多年陈病,决不能因自己的病影响同志们的健康。自己的病能好与否不敢预测,他希望同志们都能身体健康,出狱后继续参加革命。
1959年9月10日
(作者蒙仲穆,另名嘉福,陕西省旬邑县人,曾在三原中学教书)